中国马歇尔计划去政治化的商业行为dd-【新闻】

“中国马歇尔计划”：去政治化的商业行为

从2011年成立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设立3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以推动海上互联互通建设、向东盟追加100亿美元信贷（包括40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出资完成老挝和缅甸等国境内道路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到2014年9月首次中俄蒙元首会晤时提出中俄蒙经济走廊，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列为中俄蒙走廊建设首要内容；到10月、11月接连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再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会议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列为重点议题并公告通过……中国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洪波涌起。

尽管中国政府从未在正式文件中采用“中国马歇尔计划”的提法，作为一个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官方若采用“中国马歇尔计划”的提法也很不得体；但在民间，在计划推进初期，为迅速提高知名度和方便外界理解，既然“马歇尔计划”这个俗称可以与其官方名称“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ERP）相得益彰，“中国马歇尔计划”的称呼也不失为一个有用的过渡工具。

相似的历史

“马歇尔计划”得名于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真正主持策划、制定该项计划的则是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William L. Clayton）和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在二战后期，美国国务院对战后经济政策的主导思路就已经是扩大出口以创造充分就业。1944年，尚未担任助理国务卿的克莱顿在妇女全国民主俱乐部发表演讲支持罗斯福连任总统，其中就讲到：“在过去三四年之后我们的工业企业大大膨胀了。我们能够希望保持5500万到5600万人民就业的唯一途径是使用这个膨胀了的工业生产能力。要做这件事就意味着我们将不可避免地生产出比国内人口可能消费的要多出许多的物品。所以，如果我们要有令人满意的就业状况，外国市场对于我们的过剩生产是绝对必要的。”

1945年，时任助理国务卿的克莱顿在电台演讲中指出：“现在我们每年出口的商品价值已超过140亿美元。我们在战后经不起让我们的贸易额降到大萧条中1932年20亿~30亿美元的低水平。我们的一些最好的经济学家估计，如果我们要想有一个相当高的就业水平和1500亿美元左右的国民收入，大概一年必须卖给外国100亿美元价值的商品。换句话说，假定我们要使工业设备能力充分发挥，我们就必须使出口相当于战前的三倍。”

由于西欧是当时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最发达地区和最大市场，但在二战中受损严重，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加速西欧经济重建，就成为美国扩大出口战略的最优选择。

与二战后的美国一样，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今天的中国一样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是通过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来为自己膨胀了的工业生产能力和资本寻找出路，要么是坐吃山空自废武功。显然，后一种结果是不可接受的。

无论近年流行的观念如何抨击中国经济对外需依赖性过高，我们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目标也只能是“价值形态的适度外贸依存度+物质形态的高外贸依存度”组合，中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这一点。如果说十年二十年前的中国基本上还只能被动地承受国际市场的波动，那么，今日之中国已经有能力通过稳定贸易伙伴的宏观经济来稳定自己的对外经贸，进而稳定自己的宏观经济全局。

中国的机会

正值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联储明年加息基本定局之际，新兴市场完全有可能重蹈上世纪80年代全球性债务危机之覆辙，他们尤其需要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这一强有力工具启动有效需求，进而“稳增长”，并建立、巩固国家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础。

面对新兴市场国家实施上述策略所要遭遇的资本缺口、技术和组织能力不足等问题掣肘，中国就是他们在这个地球上所能找到的最好合作伙伴，中国合作伙伴可望以最佳性价比为他们提供融资、设计规划、设备、材料、建设、人力一揽子解决方案，解救他们稳定宏观经济燃眉之急，夯实他们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基础。

今天的中国和力推“马歇尔计划”时的美国都希望通过这一计划改善自己在海外市场上的商业环境，硬件自不待言，软件即使不是更加重要，至少也是同样重要。为此，当年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都选择了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道路。

从罗斯福“新政”时期起，美国政府就认识到美国必须与长期存在的经济孤立主义决裂，美国需要一个对发展本国经济有利的健康的国际环境，而作为世界最大经济强国，美国应当为建设一个国际贸易自由流通的体系而承担责任。到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前夕，美国已经谈判成功20多个互惠贸易协定；在二战期间，通过《租借法案》物资供应的吸引，美国推动英国等国签署互助协定，承诺对美国取消贸易歧视。在二战之后，借助“马歇尔计划”工具，美国政府克服国会阻扰，推动建立了关贸总协定，并促使西欧各受援国加快了贸易自由化和欧洲经济合作。

今天的“中国马歇尔计划”同样与各类双边、区域、多边自贸协定联系在一起：中国-东盟互联互通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及其升级联系在一起；今年密集出台的中俄蒙经济走廊计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与中俄蒙之间贸易协定、中韩自贸区、中澳自贸区、亚太经合组织的进展、亚太自贸区构想的推进联系在一起，而且中国正在努力推进世贸组织《巴厘一揽子协议》生效实施。

软件、人员交往和硬件一起构成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的三大支柱。

软件联通不仅是要通过电子商务等技术手段促进解决贸易便利化、交通及物流便利化等领域的重大问题，更是要通过结构和规制改革消除经贸发展的体制障碍，最终在亚太培育透明、可靠、公平竞争和运作良好的市场。

“亚太经合组织商业便利化多年期项目”为各经济体开展因地制宜能力建设提供便利，其目标是将运营成本、速度、难度等商业便利化指标改善25%；这一目标若能实现，对亚太区域内各经济体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可想而知。

去政治化、去霸权化

无论是原则层次，还是具体操作层次，中国这一轮对外基建投资潮与“马歇尔计划”的不同之处一样相当明显。

中国并不具备二战之后初期美国的压倒性优势，这一点决定了“中国马歇尔计划”的政治经济目标也是相对有限的。

二战之后初期，美国单独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出的53.4%（1948年），出口贸易的32.4%（1947年），黄金外汇储备的74.5%（1948年），均高居第一。就连原料生产，美国也占压倒优势，1937~1946年间，在资本主义世界23种主要矿产原料的总开采量中，美国资本占比从54.9%上升到66.4%。显然今天的中国尚不具备这般压倒性优势，也不会追求如同彼时美国的霸权。

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与“马歇尔计划”极具冷战色彩不同，“中国马歇尔计划”是商业行为和市场行为。

中国虽然力推一系列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但显然并不追求二战前英国的“帝国特惠制”，更不用说重蹈“两个平行世界市场”和冷战覆辙；相反，中国非常清楚只有全球性多边贸易体系才能满足自己对外部市场的需求，因此，中国不断强调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强调自己参与、发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系兼容互补，“一带一路”规划覆盖的国家和地区也超出了亚太自贸区的范畴。即使对设计者意图排挤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对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唱对台戏的二十国集团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世界银行全球基础设施基金构想，中国也表示了兼容并包、共同发展的态度。

与上述两点相应，加之中国文化和外交传统，中国推进海外基建投资计划的风格显然远远不如“山姆大叔”二战后初期实施“马歇尔计划”和搭建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框架时那般霸气。

当时，美国从章程上就确定了由美国首都华盛顿包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组织的总部，并达成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国际金融组织首脑由美、欧分别把持的不成文惯例。

相比之下，“中国马歇尔计划”没有把中国财政作为单一执行机构，而是推动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一个区域性开发机构作为主要实施者之一，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内部也没有追求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内部那样鲜明无疑的控制力。

在具体操作方面，“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的财政援助，计划实施初期接受国用以进口的也多为急需的食品、燃料等生活必需品；“中国马歇尔计划”则是商业性的贸易投资项目，目标不是满足东道国当下的消费需求，而是指向生产性投资。尽管官方资金大规模地参与“中国马歇尔计划”，但这主要是作为商业化运作投资机构的资本金，或是在某些具体项目中作为公共财政贴息资金，提供大部分融资的还是商业性金融机构。

同时，“马歇尔计划”面向的是西欧发达国家，本身经济社会基础雄厚，实施效果也非常好。相反，“中国马歇尔计划”面向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源普遍薄弱，社会秩序存在大面积的紊乱；因此，这一计划面临的商业性、政治性风险非“马歇尔计划”可比。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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